《看见看不见的世界》：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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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盲人节那天，新经典是我豆瓣列表里唯一一个发盲人节内容的出版官号，推了它家的新书《看见看不见的世界》。虽然有打广告的嫌疑，当它有心啦，也让我知道原来日本也有普及视障的书籍。
东京工业大学教授伊藤亚纱经过与视障人士的长期相处，从空间、感觉、运动、语言和幽默五大主题，带领我们一起走进“看不见”的世界。在那里，当视觉消失，身体生长出意想不到的崭新可能。就好比这世界上有四只脚的椅子，也有三只脚的椅子，二者有着各自的平衡。这本书想去关注的，不是四只脚的椅子少了一只脚的“欠缺”，而是原本就由三只脚创造出的“完整”。 伊藤亚纱（ITO ASA），东京大学博士，东京工业大学博雅研究教育院（ILA）教授，MIT客座研究员。研究领域为美学和现代艺术。
不过看完之后我心情被磨没了。在序章作者有很多放飞想象力、过度美化视障者生活的代入想象，看得我脑血栓，虽然她学的是美学也不能这样美啊。本来只是用红色划线槽点懒得说，后面越看越有，实在忍不了在评论区吐槽。加上啰里吧嗦的文笔、日式操作手册的结构，小日子总是能让我眉头紧皱。
中国包含低视力和失明人士在内的总人数超过1700万，是世界上视障人群数量最多的国家，其中儿童和青少年就有近20万。路旁的盲道、街边的按摩店，以及几乎每个一、二线城市都会有的特殊教育学校，提醒着我们这个百分之一群体的存在，但他们却很少被我们明眼人看见。
既然美学于我而言是一门“通过身体来理解”的学问，身体便同时成了我研究的道具和对象。感性是身体的一种反应，艺术作品也与身体息息相关。这样一来，美学研究便是“以身体理解身体”，即以实际的身体反应去理解语言描述的身体。这种类似自己咬自己尾巴的状态，就是美学的终极形态。
当然，作为一门学问，论述必须具有普遍性，可从现实角度来看，世界上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身体，也就不存在所谓的“一般身体”。而且这个被假设为“一般身体”的普遍性也令人存疑，其所设想的似乎都是研究哲学和美学的主要群体——白人男性——的身体。证据就是，这些学说几乎从未提及怀孕和分娩。
我所提出的新身体论，要做的就是提取出被“一般身体”的普遍性所掩盖的“差异”。
基于“信息”的相处方式是什么？笼统地说，那是一种带有福利性质的关系，即看得见的人向看不见的人提供信息与支援。这种福利性关系的根本，是看得见的人单向地帮助看不见的人。
福利性态度更倾向于关注“如何让看不见的人像看得见的人那样生活”，这背后的逻辑是：看不见的人生活在看得见的人的世界里。
在目前的无障碍设施中，处处可见对信息的重视。比如盲道，是为了给视障人士提供如“车站在这边”等信息。红绿灯设置的提示声，同样是为了提供“停下”“前进”等信息。 基于“信息”的人际关系中，比起看得见的人，看不见的人总处于不利地位，由此形成了一种健全人引导、帮助残疾人的支援关系。“福利性态度”，指健全人始终带着一种紧张感，即“我必须为残疾人提供帮助”，这种心理也进一步束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。
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本就有这些欲望。视觉刺激之下，欲望在我们的体内生成，回过神来，我们已经变成了“带着欲望的人”。毋庸置疑，正是这样过度的视觉刺激驱动着资本主义体系。
反而是看不见的人，能够超越目光所及的范围，把握住更开阔的空间。正因没有视野，他们的视野才更加广阔。
全盲的黑人少年本·安德伍德，因独特的回声定位能力闻名世界。他通过不断短击舌头发出声响，用回声把握自己所处的空间。回声定位普遍被认为是海豚和蝙蝠才有的能力，本却能熟练运用这种方法自由地玩滑板和打篮球。
然而，承认差异和特殊对待是两码事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在“好厉害！”这句惊叹背后，包含着一种轻蔑的目光，即认为看不见的人是更低一等的存在。“好厉害”并不只是单纯的“好厉害”，而是“明明眼睛看不见，还能做到常人做的事，好厉害”。第二个问题是，特殊对待会固化大众对盲人的印象。然而，因为特殊性而将看不见的人神圣化，到头来只会让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远。
实际上，并不是所有盲人都能读懂盲文，就算能读懂盲文，也不完全因为触觉敏锐。利用“SAPIE”网络图书馆，几乎能同步读上月刊和周刊，还可以提前下载好音频，在通勤、上学的路上听。这是全国志愿者共同努力的结果。
电子化对年轻一代的视障者影响更大。在看得见的世界里，年轻人“不读书”的现象已经持续很久了，在看不见的世界里，“不读盲文”的现象同样愈加明显。直面电子化浪潮的年轻视障者，和看得见的人一样能用电脑、手机收集信息。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视障人士也越来越多，使用触摸屏更是不在话下。
对看不见的人来说，触摸本身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——这是最根本的问题。将触觉和快感联系起来，大概是看得见的人这边的价值观。
视觉和听觉，这两个感觉占据着压倒性的地位，此后才是嗅觉、味觉和触觉。区分“视觉、听觉”和“嗅觉、味觉、触觉”两大阵营的标准是，是否需要接触感知对象。利用视觉和听觉时，比如看书、听琴声，眼睛和耳朵不会直接与其所感知的事物——书和钢琴接触。器官和感知对象之间是分开的、有距离的。相反，嗅觉、味觉、触觉都需要与感知对象产生物理接触。触摸事物产生触觉，舌头接触到食物产生味觉。嗅觉则比较微妙，考虑到感知对象散发的粒子的化学作用，在广义层面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接触。
用耳朵“望”，把握情况。比如，坐在咖啡厅发呆时，我们会无意中听到后面一桌客人的谈话声和外面的车声。按照前述的定义，这就是“望”。看不见的人，只能通过用耳朵“望”来把握咖啡厅里的状况。对于“资历”比较老的视障人士，这种能力更强。比如，他们在与他人对话时，已经通过声音把握了周围的情况，用不着问别人，他们也能知道厕所的位置。“望”捕捉的不是即时需要的信息，但就把握状况来说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认知模式。
出口王仁三郎的一首短歌一直支持着他的研究活动。“不用耳看、用眼听、用鼻吃、用口闻，则不知神。”出口王仁三郎是日本大本教的教祖，所以用了“神”这个表达方式。
后天失明的难波，虽然眼睛这个器官不再发挥作用，但他知道“看”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。摸到人的肩膀就能“看见”手和头，当中多少有经验和知识起到的补充作用。对于后天失明的人来说，触觉感知不到的地方，由视觉印象进行了补充，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。
概括来说，盲文不是用来“摸”的，而是用来“读”的。没错，看不见的人是把手指放在盲文上，用触觉来感受凹凸。但在这过程中，他们实际上是将记在脑子里的模板和指尖摸到的点的布局进行对照。
生理学研究所(NIPS)定藤规弘教授团队的研究，看不见的人读盲文时，大脑中负责视觉的部分，也就是视觉皮质层相当活跃。换句话说，大脑里原本“用来看的地方”，处理着来自盲文的信息。关于大脑的可塑性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，看不见的人的大脑因为不需要处理视觉信息，对应的皮质层就被征用来处理视觉以外的信息。
东京外苑前有一处可以体验黑暗的场所——“黑暗中对话”（Dialogue in the Dark，下文简称DiD）。入场实行完全预约制，每个时段只能进去固定的人数。一同进去的伙伴（基本都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）大概10名，大家一起拿着盲杖，在视障人士的带领下游览全黑的空间。
实际上，因黑暗而建立的亲密的人际关系是DiD最吸引人的地方。但这听起来像是没有实体的两个灵魂在对话，人虽然存在于这个空间，却没有身体。变成透明人就是这种感觉吗？不可思议的是，在DiD这种没有任何光线的地方，我总感觉自己变成了光所捕捉不到的存在。进入黑暗环境后，我惊讶于脚掌居然能传递那么多信息。在看不见的世界里，发挥着探照灯作用的不是眼睛，而是脚。脚下是泥土还是绒毯，是倾斜还是平坦，能否承受住自己的体重等，通过脚掌都能感知。如果以这种状态走进一间和室，或许还能根据榻榻米纹路的方向推测出墙的方位。
脚同时拥有运动和感觉两方面的功能，既要感知地面状况，又要支撑人体重量，并将全身运往前方或后方。通过体验黑暗，我意识到脚发挥着“摸索”“支撑”“前进”等多重作用。
我曾和难波一起挑战人生中第一次抱石。那时他发表了一句意想不到的感想：“这好像按摩啊！”他出人意料的视角让我惊叹，不愧是按摩专家！但我似乎能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说。按摩师所做的，就是通过触摸患者的身体来确认其状态，同时寻找合适的方向和力度，将自己的体重压上去。原来如此，这和攀岩中寻找支撑点是一个道理。按摩是视障人士的主要职业之一，而抱石在视障群体中也很受欢迎。二者之间或许存在什么联系。
盲人竟然能冲浪！初次听闻时我非常震惊。这项残疾人运动在日本的普及程度还没有那么高，但在神奈川县鹄沼有一个社团，在那里可以体验盲人冲浪。不利用视觉怎么冲浪呢？海浪在散开前是没有声音的，所以看不见的人会让看得见的人告诉他们浪来的时机。但在这之后，他们只能依靠海浪从板底传至双脚的感觉。只有直接接触，才能感受到海浪复杂的涌动。
（大学时候，我帮过一个朋友找双人单车的明眼人搭档，我以为搭档体力好就行，原来没那么简单。）
双人自行车1千米竞速。比赛时，视力健全的运动员坐在前面，葭原坐在后面。前座的选手被称为“领骑员”，负责操控自行车的把手。这样一来，难道是看得见的人负责控制方向，而坐在后面的葭原，也就是“骑行者”，只需要发挥脚力猛蹬就行了？此言差矣，这项运动并没有这么简单。葭原说，双人骑行的秘诀在于“统一重心”。一般来说，一辆自行车上坐着两个人，两个人会按照各自的平衡来放置重心。领骑员和骑行者，就会有两个重心。但要想骑得快，必须将两个重心合为一个。
为了统一重心，骑行者葭原必须将自己的重心重合到前座的领骑员身上。比如领骑员要转弯时，葭原得提前一点儿转弯。他会因此暂时失去平衡，以前倾姿态骑行。他以自行车为载体感受着领骑员的动作，并随之调整自己的重心。双人骑行中，其中一方稍微少用点力，另一方都能敏锐地感受到。这种体感，仿佛两个人的身体合二为一。比赛中，自行车的时速能达到70—80千米，据说转弯时会有一种“自行车嵌进墙壁的感觉”。
盲人足球并非只有视力障碍者才能参加，看得见的人也可以戴着眼罩参与其中。而守门员以及场外引导员，原本就是由看得见的人来担任的。
盲人的射门很难防。我觉得当这个守门员很有意义。” 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？其中一个原因是，盲人脸上的表情很难读懂。看不见的人，尤其先天全盲的人，脸上不会有夸张的表情。所以，他们想朝哪个方向射门，什么时候射门，守门员根本猜不透。
按葭原的说法，梅西“就像在踢盲人足球”。他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会一边想象着‘啊，这就是梅西的踢法’，一边踢球。” 确实，一流的足球选手控球时不会看球。也就是说，随着水平的提高，足球的个人技术会自然地“盲人化”。因此可以说，盲人足球就是高起点的足球运动。
儿科医生熊谷晋一郎如此定义残疾人的“自立”，非常有趣：自立，即增加可依赖的对象。说到自立，人们往往会认为是减少依赖，直至将依赖降为零。熊谷却不这么认为。不是与周围的人分离，而是妥善运用各种依赖的可能性，才是残疾人的“自立”。
虽然也会使用盲杖，但如果和看得见的人一起，看不见的人就会轻轻抓住身边人弯起的胳膊。两人通过胳膊肘和手，对转弯、避开障碍物、步速等进行触觉上的交流。在各种障碍的照护方法中，这种照护方法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。不像肢体障碍，照护人需要承受被照护人的体重；也不像听力障碍，照护人与被照护人之间不需要身体接触。视力障碍者的身体经常会与他人轻轻触碰。或许正是因为看不见的人多以触碰的形式依赖着看得见的人，他们才会如此擅长与他人的动作、物体的运动互动，并善于“驾驭”这些动作与运动。
现在，“Session！”的方法已经在日本全国普及。在本书中，我想将这种方法称为“社交视野”。一般来说，美术馆不鼓励人们发出声音，所以艺术鉴赏往往是个人的、内在的体验。但在这个工作坊中，人们可以积极地发言，在和小组同伴的交流中共同鉴赏作品。“社交”与“看”并存，所以我称之为“社交视野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鉴赏方式绝不是“由看得见的人来解说”。后面我会详细说明，它是一种“大家一起看”的社交体验。围绕某一个主题，在这里是艺术作品，素不相识的人们聚在一起互动，从形式来说与社交平台很相似。
有一位视障人士的直觉认为“全盲也能鉴赏绘画”，那就是“Session！”中与我同组的白鸟建二先生。他是一个行动派，讨厌被条条框框束缚，充满开拓精神，如此独特的观点只有他才能想出来。
2000年，当时工作坊的参与者和工作人员集结起来，成立了市民团体“Museum Approach and Releasing”（简称MAR）。截至2005年，MAR已经举办了三十多次社交视野观览活动。与此同时，2002年京都也开展了“Museum Access View”的活动，此后社交视野在全国各地的美术馆普及开来。我参加的水户艺术馆策划的“Session！”，也是汲取了白鸟的想法而创办的活动。
观看作品有了新的发现，意识到了什么，或者感动了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去美术馆真好。
白鸟告诉了我一件他还在上小学低年级时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一家人在电视上看电影。电影似乎很搞笑，大家都在哈哈大笑。白鸟问，你们笑什么，妈妈回答说，电影里在上演追车战，前一辆车经过装满香蕉的卡车时，切断了货厢上的绳子，香蕉全掉在地上，后面的车就打滑了。但听了这样的说明，谁也笑不出来。笑出来和解释为什么搞笑是两码事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。没有什么比解释笑话更伤害搞笑艺人的了。
也有过这样的感觉：看得见的人容易拘泥于眼见事物的形象，而看不见的人对事物的印象则自在变换，他们能根据得到的信息，随时更新事物在头脑中的模样。
我自己也感觉和看不见的人在一起时，我的性格会发生一些变化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会变得爱说话，因为什么都要用语言表达。不可思议的是，说着说着就放松下来了。
残疾可以成为催化剂，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”不是“特殊对待”，也不是“平等的关系”，而是“不断变化的关系”。社交视野不是单纯的意见交换，而是有来有往的共同创造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发现并守护彼此之间的差异。“既然看得见的人也会有不知道的事，那看不见的人也不用那么自卑。我开始认为，不是所有的事都得听他们的，我们也有权利选择是否相信。”
然而，实际和看不见的人接触后，我经常遇到能把大家逗笑、活跃气氛的开朗的人。当然，这份开朗背后大概有着无法估量的辛劳，我们绝不能忘记这一点。但我也曾数次从看不见的人的幽默中体会到一种痛快，得以将一直以来的成见统统抛到脑后。“残疾也可以这样看待。”“对我来说，残疾是这样的。”这些话语当中，是否正隐藏着残疾人向健全人发出的根本性提议呢？在这里，我想请大家一起倾听这些提议。
统一的速食包装和自动售货机系统，很明显是为看得见的人设计的。坦白说，就是没把看不见的人考虑在内。如果站在福利或信息的角度，应该尽可能地消除这种现象。比如要求厂家在包装上做出可以区分的刻痕，或提议给自动售货机添加语音提示。实际上，市面上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产品。
健全人的善意反而会给残疾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这些跑在前头的过度关怀和担心，正是因为不了解。健全人和残疾人之间的关系，也因“必须为他们做点什么”的紧张感而变得僵硬。我们不能容忍对残疾人的恶意歧视，但实际上，过度的善意也令人困扰。
有一件事极具代表性，那就是关于“残疾人”这个词的表述。日语中，“残疾人”用汉字写作“障害者”。因为“害”字给人的感觉不太好，所以最近“障碍者”等表述越来越受欢迎。有时也会把“障害者”的“害”写成假名，相当于中文的拼音。
NHK的综艺、资讯节目《无障碍SHOW》(バリバラ)
在实际接触残疾人的过程中，我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感到强烈不适。直截了当地说，这种意义上的残疾，意味着个人“做不到”“能力欠缺”。正是这种“做不到”“能力欠缺”，让残疾成为人们认知中不能触碰的东西。
许多研究者指出，关于残疾“做不到”“能力欠缺”的印象，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产物。进入大量生产、大量消费的时代至今，人们追求如何快速、大量地制造统一的产品，劳动的内容也因此趋于一致。
在传统观念中，残疾是属于个人的。但是，新的观点认为残疾的原因在于社会。看不见并不是残疾，因为看不见而无法做某事才是残疾。用残疾学的语言来说，就是发生了从“个人模式”到“社会模式”的转变。“腿脚不方便”并不是残疾，“因腿脚不方便而不能一个人去旅行”“腿脚不方便就得不到理想的工作，经济上不宽裕”才是残疾。
